石窟造像，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瑰寶。然而，完好保留至今的并不多。
根據龕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異，中國石窟寺可分為新疆地區、中原北方地區、南方地區和西藏地區四個大的板塊。自唐代，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后，開窟造像之風在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地區逐漸轉盛，兩宋時期以大足為代表的西南地區更是一枝獨秀。如果離開西南地區唐宋石窟談中國晚期石窟，是殘缺和不完整的；研究中國晚期宗教史，西南地區唐宋石窟和摩崖造像具有獨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近日，由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白彬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遺存的調查與綜合研究》順利通過專家組驗收，并獲評“優秀”。值得一提的是，這是四川省第一個以“優秀”結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
“雖然課題工作量大、難度高，但白彬教授及其團隊不畏艱難，堅持不懈，關注真問題、做真學問，出色完成了預定的各項研究任務，成果豐碩。”在4月17日舉行的成果鑒定會上，評審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孫華教授感嘆道。
中國考古學會宗教考古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陳悅新教授指出，日本學者在1950年代出版的16卷32冊《云岡石窟》考古報告，是石窟寺考古領域公認的典范，至今無法超越。而本次用于結項的4部高水平石窟考古報告至少從所附線圖可以看出，經過大半個世紀的發展，我國石窟寺考古在線圖繪制方面，已開始達到甚至在某些方面如線圖的細致程度上，超過了《云岡石窟》所確立的高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處于“領跑”位置。
目前西南地區有多少石窟，這些石窟的保存情況如何？近日，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獨家對話了白彬教授，對西南唐宋石窟寺遺存調查的重要性做了深入了解。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西南唐宋石窟寺遺存的調查與綜合研究》的研究成果大致分為哪幾部分？
白彬：該項目歷時10年，完成了西南地區295處石窟點的調查和記錄，調查文字記錄約350萬字，拍攝照片近7萬張，繪制線圖約1200張。最終研究成果共8部，190萬字，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內容總錄3部，包括《通江石窟內容總錄》《仁壽石窟內容總錄》《安岳石窟內容總錄》。3部內容總錄通過文字、照片的形式，把嘉陵江、岷江、沱江流域石窟造像最豐富、最典型的3縣的全部149處隋、唐、兩宋、明、清石窟遺存全部收錄，呈現了四川盆地三大流域石窟寺遺存的基本面貌。
第二類是考古報告4部，包括《四川仁壽牛角寨摩崖造像考古報告》《四川仁壽壇神巖摩崖造像考古報告》《四川安岳毗盧洞龕窟考古報告》《四川安岳華嚴洞石窟考古報告》，全面呈現了4處典型唐宋石窟158龕(窟)的全部文字、照片、光照圖、拓片信息，為認識和研究西南石窟提供了重要資料，同時為我國石窟寺考古報告的編寫提供了重要參照。
第三類是綜合研究1部，收錄論文25篇，涉及題材辨析、銘刻考證、造像分期等，從不同角度和方面對石窟寺材料進行了系統解讀，有力推進了西南石窟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項目共設5個子課題，負責人均為石窟寺考古資深專家，分別為時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教授(現為云岡石窟研究院院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雷玉華研究員(現為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長黎方銀研究員、西華師范大學蔣曉春教授(現為安徽大學教授)和我本人。這5個子課題各有側重，但層層遞進，彼此關聯，不可分割，共同構成這一課題研究成果所必須涉及的核心內容。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對比敦煌、龍門、云岡石窟，西南石窟的特點是什么？研究這些石窟有何意義？
白彬：敦煌、龍門、云岡石窟，分布集中，規模宏大，不乏大型龕窟，時代主要集中在唐代及以前；西南地區石窟分布零散，規模相對較小，鮮有大型龕窟，但造像點多，分布范圍廣，時代相對靠后，是我國晚期石窟藝術的杰出代表。要全面了解中國石窟寺發展史，西南地區不容忽視。對社會公眾而言，石窟寺考古調查和研究有以下四點價值：
第一，及時保存和保護一批隨時處于危機之中的珍貴文化遺產。西南地區現存石窟2900多處，數量之多，居全國之冠。這些石窟，多開鑿在砂巖上，歷經千百年的風吹雨打，造像風化嚴重，質地疏松，抵御外力侵蝕的能力差。加之區域內地質情況復雜，氣候高溫潮濕多雨，不少石窟面臨結構失穩、水害、風化、生物病害和自然災害等；近年來人為破壞不容小視，若干石窟點暴露于荒郊野嶺，保護難度大，造像被偷盜的現象時有發生，有村民進行裝彩活動，致使部分造像面目全非。石窟寺遺存隨時處于消亡之中，搶救、保護工作刻不容緩。
第二，石窟寺是藝術價值極高的寶貴遺產，見證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歷史和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石窟的調查和研究，可以形象而直觀地感受我國燦爛輝煌的歷史文化，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心，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第三，石窟寺是我們的祖先改造自然、表達自我的偉大實踐，蘊含了不斷開拓、勇于創新、堅韌不拔、艱苦奮斗的偉大民族精神。這些偉大精神的認識、繼承和發揚，需要在學理層面加以厘清、提煉。對石窟的調查和研究，是繼承和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徑。
第四，自19世紀末以來，因各種原因，我國石窟寺遺存研究的前沿長期被國外學術界占據，國內研究聲音微弱。加強石窟寺調查和研究，搶占石窟研究的國際學術熱點和制高點，是新形勢下賦予考古人的新使命，也是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實踐。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這是四川省第一個評為“優秀”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您認為能夠評上“優秀”的原因是什么？
白彬：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該項目的重大學術價值；二是這個項目的實施，為此后其他地區的石窟寺調查和研究，提供了可參照的“模板”。
就其重大的學術價值而言，可概括為兩個方面。第一，該項目足跡遍及西南各區域，項目團隊獲取了大量一手資料，這個資料庫已初具規模，可以說是今后西南地區石窟寺考古調查和研究繼續推進的基礎。后續的石窟寺保護規劃和實施，石窟寺文化遺產的傳承、展示和利用，都有賴于這個資料庫。通過考古學的方法搜集、整理和呈現西南石窟寺遺存，形成西南石窟數據庫，是該項目實施最重要的意義所在。
第二，相較敦煌、云岡、龍門等北方地區大型石窟，西南石窟的研究基礎十分薄弱，最基本的時空框架都還沒有完全建立，蘊含的重要歷史、考古、藝術、宗教、社會價值、文化精神，沒有得到深度挖掘和闡釋。該項目初步建立了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的石窟造像序列，通過20余篇研究論文和10余篇碩、博士論文，對這些石窟造像的年代、題材類型、來源、特點、信仰內涵、工匠、社邑等進行了深入系統的討論，有力推動了西南石窟研究的發展。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該項目對我國石窟寺考古的示范效應。我國石窟寺考古起步晚，工作難度大，原因之一是沒有形成一整套系統完整的田野調查、記錄、整理和研究方法。區域石窟寺的調查工作如何展開，國內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借鑒。該項目課題組，通過分析西南地區石窟造像的特點，持續多年、連續不斷地展開“拉網式”調查，將某一行政區劃內的所有古代造像均作為調查對象，有效避免了選擇性調查帶來的資源浪費和資料缺失。這種模式，同樣適用于石窟造像比較密集的我國中原北方、新疆及西藏地區，可以為弄清我國石窟寺基本情況和建立各區域石窟寺發展序列提供借鑒。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該課題的研究成果，對于公眾進一步了解石窟文化，有什么服務性？
白彬：該項目形成的成果，最大作用在于，可以成為引導社會公眾感受石窟魅力、吸收優秀傳統的內在動力。比如近年興起的石窟造像游學，表明社會公眾渴望通過走近石窟來了解古代歷史、社會、藝術，感受和吸收傳統文化。遺憾的是，目前對石窟的研究及學術成果的普及推廣，距離公眾的期待還有不小距離。
比如四川東部和重慶西部的北宋晚期至南宋造像中，流行“拈花微笑”的題材，一般造一尊三米以上的大佛，旁邊再造一身小型弟子，大佛手拈花瓣，側頭俯視弟子，微笑不語，弟子仰頭望佛，若有所思。畫面的故事出自《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講的是佛祖釋迦牟尼手拈金色蓮花，看向眾人，微笑不語，眾人不知佛祖何意，面面相覷，僅有大弟子迦葉破顏微笑，盡得如來妙法。這是一個非常美妙的故事，備受宋代以來禪宗推崇。
又如在大足北山佛灣第176龕彌勒下生經變旁側，題記一則，記錄了何姓男子及妻趙氏曾因“膝下次男何彥，所患眼目不安”，特地修建妝鑾彌勒下生經變龕，祈求眼目康復，而今小孩眼疾痊愈，特來還愿。短短數句，語言平實，但父母疼愛憐惜小孩的心情讓人感同身受，不禁感慨父母恩情之無私與浩蕩。這類表現古人觀念、信仰的題刻，在石窟寺中屢見不鮮，大部分都體現了傳統文化中的優秀要素，是值得重視和開發的寶庫。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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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