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統戰人說統戰事)新中國第一位藏族博士格勒：我的一生有兩個母親

　　中新網成都9月10日電 (賀劭清 趙子晴)“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我的一生中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育我的母親梅朵拉措，一個是培育我成長壯大、讓我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藏學家的母親——中國共產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副總干事、西南民族大學教授格勒近日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藏學家，應該像馬克思那樣突出學術研究為現實服務，努力將自己的研究課題、內容、方向、范疇與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的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現代化建設結合起來。

　　工作中的格勒。　張浪 攝

　　格勒是新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和藏族博士。多年來，他以赤子之心西行阿里，北上藏北草原，南下被稱為“藏族起源的搖籃”的山南地區，東行昌都及云南、青海、甘肅諸省的藏族自治州，除了出版大量涉藏學術專著外，還出版了學術隨筆《月亮西沉的地方--對西藏阿里人類學田野考察側記》等散文類作品。

　　上世紀40年代，格勒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一個偏僻的村莊里。從未見過父親的他，與母親、兩個姐姐相依為命。這個沒有成年男子的家庭，是農奴最底層的“郎生”，是被貴族們視為“會說話的畜生”。作為家庭唯一的男丁，格勒是母親梅朵拉措全部的希望。

　　格勒回憶，自己家上無片瓦住地，下無一寸土地可種，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盡管母親從小為他的讀書識字或前途含辛茹苦四處奔波，但直到1956年故鄉民主改革，自己的家鄉第一次辦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資助的第一個小學，母親的愿望才從此得以實現。

　　談及如今家鄉教育的變化，格勒欣喜地說，現在四川民族地區鄉鄉都有小學、幼兒園，學生在“家門口”便能接受現代化教育，優秀教師也越來越多。“我2004年開始在西南民大任博導，帶博士生，其中藏族博士生超過了三分一，近兩年我還發現了一個新現象，那就是藏族博士生可以用藏文寫論文了，進行論文答辯，這就是我們黨和國家民族政策貫徹落實的具體體現。”

　　在廣州中山大學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人類學專業博士學位后，格勒應邀來到了中國國家級的藏學研究權威機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從事藏族社會文化和經濟的調研工作。

　　期間，格勒擔任了國家級課題《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的課題領導小組成員和調查組副組長，他多次帶隊深入西藏農牧區，進行田野調查，完成了一系列被專家認為“有份量的科學調查報告”。其中《藏北牧民》(四人合著)出版后，在國內外藏學界和社會人類學界獲得極高評價，世界著名的日本社會人類學家中根千枝教授認為“《藏北牧民》是迄今為止，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西藏社會的最好的一本書”。

　　格勒介紹，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從成立之初，為了貫徹落實中央關于保護好藏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把大量精力投入在收集、整理、研究藏文文獻、檔案等方面。

　　格勒和他的學生們。　格勒供圖

　　中國西藏研究中心自1986年成立之后不久就承擔了整理對勘出版《大藏經》這項課題，并在成都專門成立了工作機構——《大藏經》對勘局。格勒介紹，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對勘版本最全、對勘最為系統、最具權威的《大藏經》對勘出版工作，其中包括《甘珠爾》和《丹珠爾》共4842部，“我們可以驕傲地說，這也是存世《大藏經》中最全的版本”。

　　格勒介紹，自中國改革開放后，西方到西藏旅游或實地考察的西方國家學者和旅游者數量有限，真正了解西藏實際情況的人并不多。他作為一個喜歡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工作者，有機會應邀前往十多個西方發達國家開展學術交流，介紹中國涉藏地區和藏族民眾生活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

　　作為新中國的藏研人，格勒自豪地表示，自己退休卻沒有“褪色”。近年來，他依然在藏學領域辛勤耕耘，為培養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藏研人而繼續站在講臺上，做一個永遠發揮余熱的黨的藏研人。(完)